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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不死癌症”的他，给6300位无名逝者找家******

　　屋子关得严严实实。

　　1月2日，张大勇穿着一条棉裤、一件大棉衣，盖着厚被子，躺在电热毯上，依旧冷得发抖。

　　作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8岁的张大勇最近一次出门，还是三年多前由几个彪形大汉抬他下的楼。此前，李宇春自曝患此疾病，后来得到控制。但对张大勇来说，错过了救治时期，这个“不死的癌症”，已导致他脊椎骨钙化，全身颈椎、双髋等30多处关节强直僵硬，身体怕冷，不会转头、坐立、行走......慢慢变成了一具“会呼吸的木乃伊”。

　　他无法出门，生活在“孤岛”中，却渴望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他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寻人网站；他撰写出版了书籍《俺娘》……而他最为人所知的是，2012年夏天创建的“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里面有6300多个无名遗体的信息：山林中发现的男性骸骨；疑似自缢的六旬老人；全身赤裸的女性浮尸；死于交通事故的无名氏……

　　十年来，张大勇每天搜集这些信息、照片，与它们相伴，最终让100多具无名遗体叶落归根。而他自己，在这份孤寂的事业中，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发现躺在家里也能帮到外面的人

　　“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保留了两百多条留言，大多类似这样的：

　　“寻找失踪的弟弟，男，身高180左右，体重60公斤，1998年出生，2022年8月31日从武汉长江大桥跳下失联，望好心人帮忙留意转发。”

　　“寻找沉船的先生：我先生于2022年1月28日在钦州港区域沉船失踪，30岁，身高174，体重160斤左右，左手手腕处有一枚纹身，我也有同款的纹身，如看到可联系我拍图确认，谢谢！”

　　2022年10月21日，吃完早餐后，张大勇侧躺在彩色条纹床单上，用右手食指点开床边的电脑，屏幕从蓝色瞬间变成了白色，进入“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接着一条条关于死亡的消息“扑面而来”。

　　刚开始看这些信息、照片，他也是连续好几个月寝食难安，经常做噩梦……不过，他如今已习以为常。

　　每天早上，张大勇躺着吃完早餐，用电脑工作一会儿，再起床做午饭。

　　他工作和生活的房间约十来平方米，进门右边有一书架，摆满书籍，往里有一张电脑桌，上面放着一台电脑，紧挨着那张狭长的铁木床，刚好够身高一米八五的他躺在其中。

　　因为不会自己穿衣，张大勇睡觉从不脱衣，但起床依旧困难重重。他用手臂延长器，即一根1米多长带钩子的木棍勾起拖鞋，然后把僵直的双脚塞进其中。因血液不流通导致发紫、发黑的双脚，干燥脱皮，像鱼鳞片一样脱落。

　　双脚套上拖鞋后，他胯部用力旋转，身体倾斜，之后双腿着地，两只手抓起拐杖，用力撑起上半身，双脚终于踩在了地面上。

　　他高兴地说：“我起床了！”

　　张大勇记得，他生病后，第一次这样起床，花了半小时也没有成功。如今动作娴熟多了，十几分钟就能起来。

　　他曾经能正常行走。1991年7月，27岁的张大勇高烧不退，从此瘫痪在床。

　　1997年2月的一天，距他家几十米远的瀍河桥下发现了一具女尸，烫发，穿一件红毛衣。那两天，张大勇听到电视里播一则寻人启事，洛宁县一夫妇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了。丈夫描述妻子的穿戴、发型等，跟母亲和弟弟转述的桥底女尸特征一模一样。

　　家里没有电话，张大勇让当时在国企上班的弟弟张小勇联络那位丈夫，告诉对方联系洛阳市公安局，说他妻子可能被人杀害了。一个星期后，张小勇再打电话过去，确认男人的妻子正是该红衣女子。

　　张大勇回忆，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躺在家里也能帮助到外面的人。

　　枕头下藏了一把剪刀

　　1964年9月，张大勇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的一个普通家庭，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某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常年在外，母亲在家务农。张大勇从小跟着外婆在偃师市(现改为区)诸葛村长大。

　　外婆叫蔡芸芝，是作家魏巍笔下《我的老师》的主人公。张大勇至今记得，小时候，外婆教他讲对联、猜谜语；他做错事，承认错误，外婆夸他诚实；夏天的夜晚，屋门口被打扫干净，铺上凉席。他和外婆一起躺在凉席上，遥望满天星星，外婆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娓娓细述天文和天宫里的故事。

　　快乐的童年，自他十岁起戛然而止。

　　那一年，张大勇的右大腿窝疼痛，村医诊断其为“隅蔻”(音)发了。外婆通过村医的指点，用大青盐在铁锅内炒热，装在布袋子里，再垫上毛巾，焐在他右大腿窝疼痛处，疼痛减轻。

　　1975年底，外婆去世后，张大勇回到洛阳市的父母身边。上初二时，他腿窝疼痛加重，几乎不能走路，第一次休学住院，被诊断为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每天打消炎针、用激素药，却不见好转。

　　治疗了两个月，张大勇不得不出院、返校。其后，因病情反复，他几次休学住院、出院返校，都没有落下学习，还是班里的班干部。

　　1983年，上高中的张大勇第四次因病休学，从此没能再返回学校。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强直性脊椎炎，但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张大勇考大学、搞科研的梦想一时间化为了泡影。

　　疼痛厉害时，像锤子捶他的神经，不能侧身、坐立，躺在床上24小时不吃不睡。等到疼痛减轻，他才能喝一点醋，吃几个鸡蛋大小的蔫苹果，又酸又涩。

　　那些日子里，张大勇哭泣过、诅咒过、绝望过，想过一死了之。

　　有一次，母亲王玉平发现儿子的枕头下面藏了一把剪指甲的剪刀。很长一段时间，她白天、黑夜都不敢出去，害怕儿子想不开、做傻事。王玉平鼓励儿子：“人有两根脊椎，一根是骨骼脊椎，一根是精神脊椎。骨骼脊柱病了，精神脊椎挺起来，人照样可以挺拔伟岸。”

　　为了让儿子找到活下去的勇气，王玉平鼓励他多学习，去报社看新闻，去学校旁听课，让他看到更远的世界，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信息。疼痛减轻时，张大勇去报社的资料室，阅读全国各地报纸，去学校读书馆借书，甚至还做过报社的通讯员。

　　妹妹张千千印象中，母亲对哥哥关怀备至，他的任何情绪波动，老人都看在眼里，随时开导。相比之下，她和弟弟得到关爱就少很多。

　　1991年夏天，张大勇彻底瘫痪后，开始了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的生活。他回忆，其后十年，他每天讲的话不超过70个字。

　　1996 年6月，父亲因病过世，生活的重担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

　　很长一段时间，王玉平到各单位、学校、居民小区，收购废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一些晚报、文摘、杂志等，用板车拖回家里给张大勇看。

　　张大勇说，他估计至少阅读了10吨报纸，剪报存了3纸箱，从中寻找生活的意义，最终找到了活下去的勇气和方向。

　　狭小的屋子挤进了五十多人

　　通过看报刊杂志，张大勇发现了很多奇闻逸事，以此编写了一本50万字的《切尼斯(Chinese的音译)中国纪录大全》；他收集了很多寻人启事，大小方块，做成了三本“寻人相册”集，希望能去学校搞一次展览，教育孩子们不要离家出走。

　　张大勇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不少学生受武侠小说影响，跑出去“闯天下”，跟家里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希望能寻找解决方法。

　　1998年5月，河南的《大河报》转载了“新华社”的一则消息：“全美失踪儿童中心”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寻人网站，以帮走失的孩子寻找其家人。张大勇看到后心想，这太方便了，我为什么不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呢？

　　不久，弟弟张小勇从国企下岗。张大勇建议弟弟先学电脑，再找工作，顺便一起做“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张小勇听从了哥哥的建议，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计算机：去图书馆看相关的书，洛阳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等。

　　2001年1月，张小勇在一家网吧熬了三个通宵，按照哥哥的想法，建成了首个“中国寻人网站”，并开通了“寻人热线”。

　　彼时，家里没有电脑，躺在床上的张大勇没能看到这个新建的网站。一直到当年10月，洛阳市残联捐了一台12英寸的电脑给他，摆放在房间的桌子上。张大勇侧躺在床上，看见电脑屏幕泛着白光，上面是网站的名称，下面一排照片，附有几行小字.....他激动万分。

　　寻人网站有“家找人”，包括家人寻找离家出走的人、走失的精神病患者等，也有“人找家”，包括帮被收容的人员或已死亡的无名氏寻找家等。很长一段时间，网站都是弟弟张小勇在维护。张大勇学会使用电脑，是2009年换了第二台电脑过后，他才会打字、更新网站。

　　当时的《东方今报》记者孟亮记得，张大勇那时不能翻身、下床，状态比现在还差，但他内心强大，做了不少正常人都做不到的事情。2004年认识张大勇后，孟亮经常去家里看望母子俩，后被对方视为亲人。

　　媒体的接连报道，让这个在床上躺了十年的男人突然火了。一些人跑到家里来，跟张大勇讲述自己的故事，希望他帮忙寻找亲人。“最多的时候，家里一次性涌进了五十多人，挤满狭小的屋子。”

　　其后十年，张大勇的寻人网站免费帮助两百多人找到了家。

　　但没有人知道，张大勇很快陷入了抑郁。他去看心理医生，对方说他梦想太大、太多，把身体压垮了，建议他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想做的事情太多，好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都不够我想的。”张大勇回忆，他后来反思，学会量力而行，才慢慢调整了过来。

　　2007年，张大勇参加中国人文奥运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其设计的“2008中国年神七奥运纪念标志牌”，包含了北京奥运和“神七飞天”两个元素，获最富创意、设计金奖。

　　央视报道了他的事迹后，广东一家企业老板联系上他，资助他去北京做了两次手术，把双髋、双膝置换成了钛金属人工关节。

　　他才又重新学习起床、走路，靠着拐杖等工具，慢慢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卧行中国

　　今年1月2日，张大勇感染了新冠，发烧39度多。

　　那两天，他没有下过床，吃了两颗之前备的退烧药，饿了就喝水，吃点零食。其间，他头痛、睡不好，还呕吐过一次。

　　此前一个多月，他就谢绝了任何人来访。但两天后，他状态开始好转，如今已基本恢复正常。

　　去年天冷之前，深圳建辉基金会给他家里安装了管道和暖气。相比此前，家里变暖和了，而且随时有热水。这家成立于2016年的基金会，以那些“帮了别人一辈子，现在自己面临困境”的个体行善者为资助对象。

　　2006年开始，张大勇每个月领100多块钱低保，涨到现在每个月有600块钱。另外，他每月还有120块钱的残疾人补贴。但依旧维持不了家里的开支，网站因欠费几次被关闭。直到2017年初，基金会开始资助张大勇，每个月一千块钱，并不时去家里看望、慰问。

　　“张大勇眼神清澈，笑容纯真，生病后出门总共不超过十次，却能利用互联网做公益事业。”建辉基金会洛阳负责人李灿学感叹。

　　李灿学记得，有一次，基金会的几位女士跟他一起去看望张大勇，见对方躺在床上，双腿全是紫黑色的，难过得哭了起来。

　　张大勇却不以为然，告诉他们，现在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

　　他的首个“中国寻人网站”成立几年后，各地寻亲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张大勇发现，“人找家”部分没有人做，更需要社会的关注，于是决定单独做这部分，取名为“无名逝者数据库”，供寻亲家庭，以及相关单位免费查询。

　　当时，妹妹张千千对此并不赞同，但她觉得哥哥不容易，不忍心阻拦。

　　为收集无名逝者的数据信息，张大勇给各地殡仪馆、医院、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打电话、写信，得到的回复寥寥。他希望收集的信息主要包括无名逝者的大致年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死亡原因、时间、地点等。

　　进展不顺利，但他并不灰心。2010年9月，张大勇参加“百万青年创业计划”大赛。他收集无名逝者数据库信息的创意，获一等奖，3万块钱奖金。

　　第二年秋天，张大勇在妹妹、妹夫的陪同，以及各志愿者的帮助下，躺着去了广东广州、深圳，福建......他联系、走访了近100家卫生、公安、民政等单位。

　　回忆起那次45天的“卧行中国”行动，张大勇说，他只在广州殡葬管理处搜集到了五百余条数据信息，但媒体的跟踪报道，让这次行动得到了社会的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到“无名逝者”的问题。

　　不过，这次经历，并没有给他的妹妹和妹夫留下很好的记忆。张千千记得，她老公说，好不容易出来，去的不是火葬场，就是殡仪馆，还在那种地方留影！但哥哥有梦想，张千千希望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此前，有网友评论，让一个残疾人做这件事，显示出相关部门人性关怀的缺失，也体现出相关工作不扎实。但张大勇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全国各地的殡葬管理条例不一样，且这是一件冷僻的事，需要有人去做，而自己可能是最合适的人。

　　2011年8月，36岁的张小勇突发疾病过世。

　　因为无法出门，张大勇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孟亮觉得，张大勇对弟弟，以及整个家庭心存愧疚，但他从不说出口，只是继续努力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年夏天，“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正式上线。

　　“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明文规定：火化遗体须凭公安机关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一些遗体因各种原因缺少“死亡证明”，导致全国多地医院太平间、殡仪馆积尸严重。

　　一边是家属寻找亲人、亲人的遗体；一边是公安机关难以侦破命案，无名逝者无法“找家”。张大勇说，近年来，多数公安机关出具无名遗体的死亡证明前，会在本地媒体上发布认领公告，但人口流动性大，很多无名逝者可能是外地人，家属不一定能看得到信息。

　　张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数据库”，希望补充相应的缺陷，作为全国专业性的无名逝者信息平台，让家属更便捷地找到遗体。

　　但十年过去了，知道此网站的人并不多，而收集信息跟从前一样艰难。大部分时候，张大勇从其他网站上寻找信息，整理到自己的网站上，至今已有六千多条无名逝者信息。他偶尔接到自称是公安民警的电话，称想在其网站上发布无名逝者信息，但当对方知道是他个人办的网站后，就都不了了之了。

　　前几年，因经济压力，张大勇多次想过放弃网站，但他内心不愿意放弃，“如果我放弃了，全国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有人建议他在网站上加入殡葬广告，张大勇拒绝了，他不愿意赚死人的钱。

　　即便如此，张大勇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这个又冷又偏又小众，甚至让读者后脊背发凉的公益项目，让至少一百多名“无名逝者”叶落归根。张大勇觉得，接到家属的感谢电话，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志愿者毛全红说，很多人活到这个年纪，会变得世俗、麻木，张大勇始终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她经常会忽略对方是一个残疾人。

　　一直以来，张大勇和母亲王玉平相依为命。约20年前，王玉平接连患上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六七年前，她乳腺癌复发，风湿导致她左胳膊肿胀，颈椎和头疼痛难忍，但她从不在儿子面前诉苦、抱怨，只是鼓励他。

　　王玉平偶尔偷偷打电话给孟亮，说家长里短。她担心自己走后，张大勇一个人生活太艰难，有时甚至嚎啕大哭。

　　“她这一辈子太苦了，丈夫过世得早，两个儿子都没有结婚生子，一个早早过世，一个因病残疾。”孟亮说。

　　近几年，张大勇经过康复训练，可以自己起床，拄着拐杖在家里做饭、炒菜，帮母亲熬药等。但他依旧无法坐立、弯腰，下楼梯。

　　2022年8月8日，王玉平在家里摔倒了，被送进了医院治疗。十天后，她出院，住进了一家老年公寓。张千千说，因为母亲在家里不方便，老年公寓有人护理，而且她每天都会过去陪她聊天。

　　10月4日，王玉平突然病情加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母亲最后的日子，张大勇没有见到她，也没能见她最后一面，更没有办法去墓地里祭拜她……2022年10月21日，张大勇回忆起母亲，这个鼓励他寻找梦想的女人，陪伴他大半生，如今也离开了他。

　　张大勇一个人孤寂地躺在床上，默默地点开了“无名逝者数据库”。

　　“这是我的梦想。”他说。

　　(文中张千千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视频编辑 吴佳颖 实习生 王佳樱 澎湃新闻)

“用电视机看电视怎么这么费劲？”记者调查智能电视使用“套路”******

　　“用电视机看电视怎么这么费劲？”

　　记者调查智能电视使用“套路”

　　● 智能电视机虽然增加了观看节目的可选择范围，但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少为人诟病的问题。从开关机广告到会员套娃式收费，从使用不方便、对老年人不友好到售后服务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智能电视机的一系列“套路”亟待改进

　　● 网络电视付费收看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些消费者也愿意为收看心仪的电视节目付费。但会员能看多少剧、会员开通的费用等问题，在购买之前商家应当作出明确的提示，以便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相应的服务，否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

　　● 为解决智能电视机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倡导商家与广告经营主体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进行内部合规治理体系建设，自觉减少甚至消灭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现象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看个电视怎么这么麻烦！”

　　今年春节期间，儿子送来新年礼物——一台超大屏液晶智能电视机。然而，从打开电视机那一刻起，家住河北廊坊的张秉成老爷子就吐槽不断。

　　“开机强制看广告，还不能跳过，主页各种图标，让人不知如何操作，好不容易点开一个电视剧，还得开通会员才能看整集。除了电视机本身的会员，还有各种App会员，想看卫视节目还得再买个机顶盒开通数字频道。用电视机看电视怎么这么费劲？”

　　近年来，从有线到数字再到网络，电视机技术飞速发展，如今的智能电视机在联网后，大大增加了观看节目的可选择范围。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智能电视机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少为人诟病的问题。从开关机广告到会员套娃式收费，从使用不方便、对老年人不友好到售后服务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智能电视机的一系列“套路”亟待改进。

　　开机切屏广告不断

　　想看节目套娃收费

　　“每次打开电视就要看一段广告，关机的时候还要再来一遍，有时候点播个节目还要看广告。本来是想看电视的，结果被漫长的商品广告‘迎头痛击’。”江苏无锡的丁雷告诉记者，他家的智能电视机每次开机都会有30秒左右的开机广告，每次切换频道时，还会经常自动弹出“看电视会员，限时××元一年”等类似广告，这让他十分反感。

　　根据人民网财经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智能电视开关机广告调研报告》，超过89.9%的被调查者表示家中的智能电视含有开关机广告，86.09%的厂商没有设置开关机广告的“一键取消或关闭按钮”，而72.73%的被调查者对开机广告表示“一秒都不能忍”。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组织就制定了团体标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服务规范》，其中有“开机广告播放总时长不应超过30秒，本规范推荐广告时长在15秒以内为宜”的规定。广告法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虽早有规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智能电视的开关机广告违规行为仍然十分普遍。不少智能电视的广告时长不仅超过30秒，而且并未在显著位置提供关闭标志，甚至根本没有跳过或关闭标志。

　　广告问题之外，不少受访者表示智能电视机的收费规则令人头疼，“花钱买了电视机之后，还要层层付费”。

　　来自安徽宿州的梁静在采访中说，她现在特别后悔买智能电视机。

　　“当时宣传是4K超高清画质、高保真音响系统，拥有它等于拥有家庭影院，买来才发现几乎看什么都要会员。”在梁静展示的开通会员界面记者看到，智能电视自带的会员包年是288元，而包季则要148元。而电视会员并不包括其他栏目会员，想看少儿频道要开通少儿频道会员，连续包月首月9.9元，学习频道则要开通298元年卡，综艺、教育、体育，各大节目类型想要观看都要开通会员。

　　记者计算发现，仅智能电视本身会员全部开通的话，一年的花费就要超千元。除此之外，如果还想在电视上通过网络视频平台收看节目，许多内容还要开通网络视频平台会员才能正常观看，并且该会员只能在TV端使用，和手机端并不互通。例如，某平台黄金会员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三大平台使用，年卡为258元，而钻石会员仅仅只是多了一个电视TV端，年卡为448元，价格贵了近一倍。

　　“跟套娃一样，大会员里面带着小会员，买了小会员还有特殊会员。费用的设置规则就是引导你选择连续包月或者直接包年，否则就不划算。更可气的是有次我给孩子开通了一个月的少儿频道后，下个月运营商便自动续费，压根没提前提醒我。”梁静抱怨道。

　　2月1日，记者来到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商业街，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智能电视门店的销售人员。记者注意到，对于是否有开机广告、是否需要开通会员才能够正常观看节目以及是否收费、收费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如果不是主动问起，销售人员很少会提及上述话题。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认为，目前智能电视、网络电视付费收看的情况十分普遍，一些消费者也愿意为收看心仪的电视节目付费。但会员能看多少剧、会员开通的费用等问题，在购买之前商家应当作出明确的提示，以便消费者在购买时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相应的服务，否则涉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同时，各种不实用节目却需要会员的设置、带有明显“算计”行为的支付设置，则可能涉嫌强制消费。

　　选项众多操作繁琐

　　对老年人极不友好

　　今年过年回老家，江苏镇江的王旭发现爷爷家的电视机自己居然都不会用了。

　　“遥控器就有三个，一个是网络电视的，一个是有线电视的，还有一个是有线电视机顶盒的。想从网络电视转成有线电视我试了半天也没成功。看电视本身是为了休闲，怎么操作变得这么麻烦？”王旭感叹。

　　王旭说，和以往的有线电视打开就能看不同，智能电视、网络电视操作起来和手机类似，屏幕上有各种选项，想看央视卫视还需要切换接收频道。“现在虽然电视联网后能看的节目变多了，看电视的‘门槛’却越来越高，想打开电视看自己想要看的频道，就像闯关一样，要点击无数选项才行。”

　　记者采访北京、天津、安徽、江苏等地多名群众后发现，现在每天看电视的绝大多数是中老年人，而对于中老年群体来说，智能电视机的操作显然过于复杂。王旭的爷爷每次开电视都要喊孙子帮忙，而邻居则是家里孩子每天早上把电视给父母调好再上班。

　　不便的地方还有不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网络电视出现画面卡顿、画面变形、设备使用等问题时有发生。河南新乡的李萍告诉记者，如果是直接通过网络电视开通有线电视会员看央视卫视，会占用家庭宽带，有时候看节目会有卡顿现象。

　　而当消费者向客服反映时，有的客服人员存在不管不问、不真正解决问题的情况。北京市民李飞家里智能电视机的有线电视机顶盒出了毛病，切换频道必须把遥控器放在离机顶盒一两米范围内对着按才有反应，换了机顶盒也没有解决问题。维修人员说是系统自身的问题，双方沟通拉扯了好几天，维修人员拒绝检修。

　　多方协同综合治理

　　改善用户电视观感

　　记者检索相关信息发现，智能电视、网络电视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的广告乱象，从数字电视普及时就已经存在，并且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这些问题为何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

　　江苏省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长、江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杜乐其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介绍说，首先是广告法律规范与新型广告类型之间的失配。随着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告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如今的广告方式更多样、传播范围更广、内容承载量更大、变化也更迅速，这加剧了广告的泛滥。数字或网络平台的嵌入，在丰富广告形式的同时，也使得广告的隐蔽性增强，运用相关法律规范识别广告的难度增加。其次，政府监管政策和力度方面存在不足。政府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没能真正做到严厉打击和强化监管。此外，监管部门的技术水平并不能够匹配市场发展势头，无法及时预防或者发现问题。

　　“广告行业组织、社会监督组织和消费者个人等存在监管缺位的现象。我国广告业的自律审查机制一直以来都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多层次的自觉自律体系。在我国还没有专职性的自律机构，会员性协会的自律功能也尚未健全。广告自律功能的实现主要由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承担，但受利益驱使，作为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的个体性企业也难以做到都公正守法。消费者由于缺乏足够的激励、自身能力较弱等情况，在具体监督过程中发挥作用较小。”杜乐其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解决智能电视、网络电视广告、收费多、操作繁琐等问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朱晓娟看来，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倡导商家与广告经营主体追求利润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进行内部合规治理体系建设，自觉减少甚至消灭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现象。《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加强对违法行为的针对性调整。

　　“在法律责任上，以行政责任为主且处罚金额过低无法发挥威慑作用，应增加罚款金额，同时，宜增加民事责任的规定，综合发挥法律责任的作用。此外，地域管辖为主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事前监管力量的不足，加之受制于技术的运用，影响行政监管的效能，应构建信息共享与行政协作机制，省去移交管辖的成本，也应加强事前的抽查与监督，倒逼相关主体规范行为，同时加强技术的应用，主动发现广告违法行为并及时查处。还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引领作用，督促行业协会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朱晓娟说。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唐薇看来，对于老年人群体来说，复杂的会员体系不利于其理解，智能电视商家应当明确提示、指引。例如手机、平板和电视不能通用这类问题，往往容易出现争议，更是应当在收费时明确标明购买该类会员后可以收看的范围与途径，避免争议的产生。

　　随着“现在电视大多是老年人看了”成为共识，不少受访群众希望能够对智能电视、网络电视进行适老化改造。有人建议，一些正能量、适合老年人群体观看的电视剧，应该实行免费观看。还有人认为，广电、三大运营商可以像其他App一样，把自己的IPTV机顶盒做成TV应用，放在电视应用商城里，需要的用户直接下载安装就行，这就能和以前一样一个遥控器“控制”一切。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年观众越来越多，对智能电视进行适老化改造非常必要，既是贯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需要，也可以减少数字鸿沟。

　　“一些有助于优良家风建设、廉洁文化建设等的电影电视剧，运营商可以考虑公益播放，政府也可以采取补贴、资助、免税等手段鼓励这类片子的公益播放，从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郑宁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