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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年 就为了一头牛？******
有这么一种牛
它出生在内蒙古乌拉盖草原
现在足迹却已遍布全国
图源：农民日报 华西牛牛群
它让我国拥有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专门化肉牛新品种
打破了我国肉牛主导品种
核心种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
科研人员们为了它整整研究了43年
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华西牛！
为什么要研究牛？
我国是农业大国，牛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动力来源，被称为六畜之首。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二十世纪80年代，牛逐渐退出农业生产，传统役用牛培育逐渐式微。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居民对肉用牛的需求日渐增加。
怎样把牛从过去的“役用”转变为“肉用”，推动我国养牛业由传统养殖向现代肉牛产业跨越，是摆在科学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图源：摄图网
良种是肉牛业发展的关键，是肉牛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但由于农耕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肉牛育种起步较晚，到20世纪80年代，肉牛生产水平仍旧很低、肉牛良种覆盖面小、主导肉牛品种种源严重依赖进口。我国肉牛生产群体中占比65%的西门塔尔牛杂交群体的供种长期依赖国外，核心种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
华西牛有多“牛”？
2021年底，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华西牛”获得国家畜禽新品种证书。自此，我国自主培育的，遗传性能稳定、生产性能良好，符合肉牛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的肉牛新品种诞生。
图源 ：农民日报 “华西牛”新品种审定证书
“华西牛”毛色以红色、黄色为主，少量白色花片相间，腹部、头部、肢蹄、尾梢均为白色。公牛体格强壮、背部宽厚、肌肉发达；母牛体形匀称、性情温顺。
图源：中国农科院 华西牛种公牛、种母牛
1. 适应性“牛”
华西牛繁殖性能好，适应面广，既能适应我国的牧区、农区以及北方农牧交错带，也适应南方草山草坡地区。
2. 肉量产出体重“牛”
华西牛成年公牛体重达900公斤，成年母牛550公斤以上，屠宰率62.39%，净肉率53.95%，平均育肥期日增重达1.36公斤，主要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市场竞争力“牛 ”
据预计，到2025年，“华西牛”每年可提供进站采精公牛400头左右，我国肉牛自主供种率提升到70%。到2027年，每年提供优秀种公牛将达到500头以上，自主供种率将达到80%，实现核心种源自主可控。
按照当前遗传进展推算，“华西牛”再经过5-10年选育提升，其生长速度、产肉性能和屠宰性能等主要肉用指标将媲美美国、澳洲等顶级肉用西门塔尔牛核心群。“华西牛”优秀个体冻精可以对外出口，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43年科研长跑，关关难过关关过！
“华西牛”培育工作起始于1978年，2002年至2003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牛遗传育种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李俊雅带领团队在云南、湖北、新疆等地调研后，目光最终停留在内蒙古乌拉盖草原。这里的牧民世世代代养牛和羊，牛群经过改良，是肉牛育种的理想基地。
图源：澎湃新闻 乌拉盖草原
1. 遗传进展慢？用基因组选择技术！
育种之初，李俊雅的团队就遇上了巨大难题。由于肉牛世代间隔长，繁殖效率低，且生产模式复杂，育种数据收集难度大，导致肉牛育种遗传进展缓慢。
图源：农民日报 研究人员正在进行牛肉脂肪酸含量测定
为此，李俊雅团队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华西牛基因组选择参考群，率先将基因组选择技术应用到育种工作实践中。参考群内的全部个体既有表型数据如体高、体重等，又有基因型数据，通过参考群体可以评估后代个体的种用价值好坏，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实现早期选种留种。
2. 基因芯片昂贵？多方支持！
基因芯片又称DNA芯片或生物芯片，能够对个体基因型进行测定。利用芯片分型的基因组信息，对个体进行准确的育种值估计，实现早期选种，是全基因组育种技术所依赖的重要工具。
“最令我难受的是2012年前后，我们的课题一分钱也没有，甚至到了要借钱干活的境地。”李俊雅说。在选育提高阶段，基因组选择技术所需的基因芯片需要从国外进口，而当时的进口芯片一头牛的测定费用就高达3000多元。李俊雅寻求企业、社会力量的多方支持。就这样，团队继续一边干活，一边努力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图源：农民日报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牛遗传育种科技创新团队主要成员
3. 课题结束意味着保种灭亡？打破“魔咒”！
育种界里有一句老话，“课题结束之时就是保种灭亡的开始。”肉牛新品种通过审定并不意味着育种的结束，能不能推广下去，能不能保持品质，是更需要解决的问题。
李俊雅及其团队把解决方案定为联合育种。最初，团队与15个养殖户建立了合作。2018年，成立了有22户成员的乌拉盖管理区博昊良种肉牛繁育专业合作社。到2022年，全国“华西牛”核心场户达41家，联合育种企业总数达60余家，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华西牛联合育种模式，先进育种经验逐渐推广至全国。
图源：腾讯网 255头华西牛从乌拉盖管理区顺利启程，远赴山西
资料来源：农民日报、澎湃新闻、科技日报
整理：董小娴
东西问丨郝亚明：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中新社天津1月15日电 题：为何西方种族主义等言行会妨碍全球抗疫？
——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
作者 张少宣 孙玲玲
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历经三年，站在现今人类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但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复杂的时间点上回望过去，在世界各国携手应对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之时，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言行仍不时出现。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郝亚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必须高度警惕这些因素的深层负面影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针对新冠疫情，西方的一些种族主义言论和作为，对全球抗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郝亚明：首先，歪曲事实，不利于世界各国科学应对疫情。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西方一些奇谈怪论就暴露其“种族优势论”的惯性思维——给病毒和疫情贴上种族标签，妄称为“黄种人的病”“新冠病毒只攻击亚裔免疫系统”。
有学者分析指出，西方一些国家疫情早期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例外论”的产物，这些种族主义论调既对科学界严肃认真地认识新冠病毒产生干扰，也导致不少国家未能科学及时防控新冠病毒。
其次，破坏互信，不利于世界各国团结应对疫情。有的西方国家出于国际竞争、国内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肆意将疫情源头、疫情应对、疫情责任政治化，极大破坏了全人类携手应对新冠病毒的国际氛围。
少数西方国家官员及媒体出于政治目的发表不当言论破坏全球合作，延缓了动员全球资源应对病毒的努力，最终使得世界各国付出惨重的健康和生命代价。
第三，以邻为壑，不利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疫情。疫情早期，西方国家间展开了激烈的抗疫物资争夺战，频繁引发外交事件。如瑞士的抗疫物资多次被邻国截取；德国、意大利、法国彼此间因截留过境医疗物资不断引发纠纷；美国在海外通过出高价或强行扣留的方式阻止供货商向已签署医疗用品购买协议的买家发货；欧美国家囤积大量疫苗以致过期，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陷入疫苗严重短缺的境地。
当地时间2021年11月8日，旅客抵达美国加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班到达区域。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中新社记者：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该如何去认识和理解其中的民族主义现象？
郝亚明：民族主义表达的意涵大致有两个，一是赋予某一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以增进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概念中的“民族”对应的是英文“nation”，意指由全体国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行动单元是民族国家，而非中文中传统意义上作为文化群体的民族共同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族主义实质是对本民族国家地位与利益进行关切的思想状况、理论学说和政治行动。与被贴上邪恶标签的种族主义不同，在民族主义性质判定上人们存在着一些争议。尽管从学界到大众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从负面去评价民族主义，但依然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
广义而言，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是人们在面临各种危机时最为坚实的依靠，是一个民族最值得信赖的政治屋顶和生存空间。在新冠疫情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各民族国家基于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健康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凝聚力量、汇集资源、鼓舞信心抗击病毒，一定意义上彰显了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7日，英国多佛港，往返于英法之间的车辆在入口处排队等候。中新社记者：面对新冠疫情，温和民族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度”应该如何把握其分寸？
郝亚明：要系统透视新冠疫情中温和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划分，在于国家处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关系时“度”的把握。
可以将温和民族主义界定为“在维护本国利益优先的过程中并无主观恶意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在全球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这些将本国利益置于至高地位的政策的初衷更是自保，其目的在于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行政措施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健康。
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指的是在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之时不惜损害其他国家公民对等权利的行为，或者说是不惜以牺牲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以优先维护本国民众生命健康的行为。
面对疫情，极端民族主义在两个方面表现最为明显。一是少数国家以各种手段或借口拦截抢夺他国紧急抗疫物资。二是少数政客、媒体、组织恶意将本国疫情的暴发归咎于中国等行径，除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对抗和政治性操弄等特征，也是这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恶性膨胀的具体表现。
中新社记者：如何应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反全球化浪潮？
郝亚明：2020年3月24日，十位联合国条约机构的主席敦促各国领导人，确保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公共卫生威胁时，必须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种族主义、仇外心理，避免放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至今日，与之相关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情绪依旧未能消散，一些新的情绪甚至还在进一步酝酿之中。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这很危险。
一方面，数十年全球化进程已促使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之间高度关联，疫情传播速度与影响范围堪称史无前例，催生了恐慌性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情绪。另一方面，逆全球化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新冠疫情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趋势，国际权力转移、国际秩序调整等的现实因素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要克服狭隘性与排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似乎已成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整体，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强调的则是自我与他者的明确划分。
2023年1月8日，一批在越务工的中方人员经东兴口岸回国。翟李强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郝亚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就是协商共建、互利共享，只有合作共赢才能确保全人类拥有光明的前途。基于此，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相继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能源合作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概念。
人类命运息息相关，各国福祉相互依存。未知病毒最终证明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与病毒的斗争是全人类生死与共的战役。若不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这场疫情中世界各国或会付出更为惨重的生命健康代价。(完)
受访者简介：
郝亚明，法学博士，历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为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学科首席专家，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和民族政治学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研究领域涵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美国种族问题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在内的科研项目十余项。多年持续参与中央部委的咨政工作，承担研究课题多项，撰写的专题研究报告获高层肯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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